公平正义，国之基址。4月25日，家住厦门市厦港新村的陈某智先生致函有关部门反映说：本人在上海、厦门两地，围绕劳动争议、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多起民事案件，以及行政诉讼、刑事控告、检察监督等权利救济程序中，遭遇一系列不公问题。这些问题已非孤立个案，而是呈现出跨地域、跨领域、跨层级的系统性风险特征，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为此直抒己见，建言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并直接介入调查整治，追根溯源，防微杜渐，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部分：“一日八退”事件：程序正义的公开缺失。
       2026年4月内，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对本人提起的12起不同性质案件，4月18日厦门市中院，一日八退。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统一退件。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立案登记制显然不符。
       这八个案件，涉及社会保障、国资监管、国家赔偿、履职申请、刑事自诉、行政不作为等八个方面。之后，又在4月25日（单号1013818748991）未任何说明的将以下两个案子退回本人：一是就本人父亲（离休干部陈某忆）相关待遇落实问题，于2026年3月31日依法向厦门市中院递交行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二是于2026年4月2日依法向厦门市中院递交行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就本人档案被伪造一事，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违法”。
       以上两案，市中院在接收材料后，将全部材料转交至思明区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书面裁定，亦未就管辖问题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即以“需修改起诉状落款法院”等非法定理由；思明区法院亦未依法审查，在“无任何回文”的情况下，将材料直接退回。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起诉必须接收，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市中院的“不立不裁”、“静默退回”行为，已实质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上诉权利，涉嫌程序违法。
       一、上海市：劳动争议案中的“同案反判”与司法逻辑崩坏。
       陈某智诉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系列案。涉及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案号：（2023）沪0110民初11504号，法官钱某）、市二中院（案号：（2024）沪02民终2858号，法官易某某、武某某、周某）、市高院（案号：（2024）沪民申2046号，法官周某、马某某、缪某）。
       反映人与用人单位存在持续劳动关系，并就持续欠薪分批诉讼。三级法院在先前的诉讼中已生效判决认定劳动关系存续且反映人胜诉。然而，在后续就新发生欠薪提起的诉讼中，三级法院在无新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情况下，却集体作出与在先生效判决完全相反的判决，认定劳动关系已终结或相关诉求不成立。此举显然违反“同案同判”与司法既判力原则，涉嫌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不公裁判，导致劳动者持有胜诉判决却陷入“越告越输”的绝境。
       二、福建省（厦门市）：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中的“证据湮没”与程序违法。
      （一）“潘案/朱某桃案”：关键证据被系统性无视的枉法链条。陈某智诉朱某桃、潘某树民间借贷纠纷案。历经湖里区法院一审、市中院二审、省高院再审审查，涉及法官7名。
       案件唯一争议为债务人朱某桃是否通过其POS机收取了案外人148,930元还款。反映人持有朱某桃本人在派出所承认持有并控制该POS机的询问笔录这一决定性证据。然而，三级法院法官在诉讼及监督程序中：一审（湖里区法院陈某某、曾某某），未深入调查POS机权属；二审（市中院张某某、陈某某、刘某某），对当庭提交的朱某桃自认笔录不予质证，不予评析，不予采纳，维持原判；再审（省高院高某某、俞某某、林某），对下级法院的明显程序违法和实体错误予以回避，驳回再审申请；在监督程序中，两级检察机关同样对上述关键证据未作实质性审查，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
      （二）“柯某征案”：程序拆解与证据排除。涉及陈某智与柯某征等人的民间借贷、物权纠纷系列案。涉及三级法院14名法官。相关法院人为拆分案件，回避核心争议；对反映人提交的关键证据不予审查，不予质证，却采信对方存在重大瑕疵的证据。反映了审判程序与证据规则的系统性滥用。
      （三）“国贸案”：核心证据被隐匿。陈某智诉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25）闽0206民初23306号，法官张某某）。反映人提交了能直接证明侵权事实的完整现场视频证据，但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该视频证据完全未予记载，未组织质证，未说明理由，径行作出相反事实认定。
      （四）信用卡纠纷案：公民诉讼权利被彻底剥夺。涉及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法院的三起信用卡纠纷执行案件。在上述三案从起诉、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中，反映人从未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法律文书（起诉状、开庭传票、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在完全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决并强制执行，财产被冻结。这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举证、辩论等全部核心程序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第二部分：行政与监督系统的全面失灵与权利救济渠道的梗阻。
       “一日八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本人及无数劳动者在劳动法、社保、司法等多重领域遭遇的“救济阻断”模式的集中爆发与升级。本人厦门、上海两案，是揭示体系深层危机的典型标本。公安机关有案不立，刑事控告“信访化”；审判机关滥用“不立不裁”，堵塞诉讼入口；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缺位，未能纠正明显错误；信息通道疑似被拦截，各级监督遭遇“软抵抗”。
       厦门案：劳动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认定僵化”与“责任蒸发”。本人及先父工龄档案疑遭篡改，致退休权益悬空。人社、国资等部门以“依现有档案认定”、“已作信访处理”等理由相互推诿，拒绝启动实质性调查（如笔迹鉴定）。社保部门“证据单边主义”，将造假后果完全转嫁劳动者。
       上海案：本人提供事实劳动却被以“移出工作群”为由认定劳动关系终点，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凭“账册遗失”否认职工债权。劳动法对“非标准用工”的排斥，使真实劳动不被保护。
       第三部分：紧急建言——构建“以公民权利实现为中心”的穿透性治理体系。
       为根治痼疾，建议推动治理逻辑从“权力/流程本位”向“权利/结果本位”根本性转变。
       一是针对“一日八退”等程序违法，实施“外科手术式”整治。由最高法、最高检、中央政法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厦门“一日八退”及邮件拦截事件进行彻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政治与法律责任，并作为反面典型进行通报；并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立案登记制”专项整顿，利用技术手段对“不立案、不裁定”行为进行全网监测，一经发现，上级法院直接提级管辖并问责。
       二是针对公民权利救济“系统性梗阻”，建立“穿透性”的终极保障机制。设立“公民重大权益保障直通车”制度：在层面设立专门渠道，对涉及公民基本生存权（如劳动报酬、社保、冤错赔偿）且经地方所有程序仍未解决的案件，实行 “中央直收、闭环督办、限期解决、政治问责”，打破信息屏蔽，确保监督“一杆子插到底”。
       推行“解决结果”考核。改革对地方政法、信访、人社等部门的考核体系，大幅降低“结案率”、“信访量”等过程指标权重，大幅提高“诉求实质性解决率”、“公民满意度”等结果指标权重，从根本上扭转系统激励。
       三是修补关键法律制度，堵塞“合规性侵权”漏洞。修订《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事实劳动推定规则”，在欠薪等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社保部门在工龄认定中必须综合采信各类辅助证据。
       强化《国家赔偿法》执行。明确规定法院对诉讼中提出的赔偿请求必须审理并回应，否则可成为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提审的法定理由；严禁“信访化”替代法定程序。明令禁止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法定履职申请以“信访事项”处理，必须依法启动调查或行政程序。
       四是履行国家记忆责任，将个案悲剧转化为制度财富。请求国家档案局对本次反映的全部材料，以及此前寄送的《劳动法生存病理报告》等，予以永久存档。这不仅是个人遭遇的记录，更应成为国家审视自身治理体系、推动制度演进的一份沉痛而珍贵的“病理档案”。历史应当铭记教训，方能避免重蹈覆辙。
       综上所述，我所求的，早已超越一己之私利，而是在用我的全部遭遇证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一日八退”是脓疮，必须刺破；劳动法失灵是内伤，必须医治。建言上级领导在百忙之中予以关注，整肃地方司法与行政乱象，修复公民权利救济体系，重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来源：中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