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数字来呈现：出生率下降了，人口结构被“优化”了。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从未被认真记录的个人命运。失独家庭在晚年失去唯一的孩子，却长期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被迫放弃、被“送走”或从户籍系统中消失的超生儿童，身份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出生的人之一。

我并非在一个“被期待”的环境中来到这个世界。关于我的出生，家人始终讳莫如深，但我很早就明白：我并不是被祝福着降临的生命，而是一个在政策夹缝中被勉强接受的存在。那种从小就隐约感受到的“不合时宜”，并不是来自家庭情感，而是来自制度留下的阴影。

还有那些在引产手术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创伤，更是长期的心理负担，却极少被允许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些人，从未真正进入公共讨论。他们不是总结报告中的一页，也不是成功经验里的注脚，而是被默认为“必要代价”的一部分。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逐渐显现。劳动力持续减少，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体系承受巨大压力。于是，政策开始急转弯。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随后，各类“鼓励生育”的口号与措施密集出现。但这种转向，并未伴随着对过往的反思。生育再次被赋予“责任”的意义，只是方向发生了改变。当年被要求“少生”的人，如今被指责“不生”；当年因生育受到惩罚的选择，如今成了被批评“觉悟不够”的理由。政策在变，逻辑却始终如一：个人依旧只是被动接受指令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涉及大规模人权侵害的公共政策，往往需要通过调查、道歉和赔偿来面对历史。然而在中国，计划生育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制度实践，从未经历真正的清算。没有公开道歉，没有责任追究，没有档案开放，更没有对受害者的系统性补偿。这段历史仿佛只是“自然结束”了，而不是被人为制定、强制执行的结果。那些被深度介入的人生，被悄然从公共记忆中抹去。

计划生育的时代变迁，所揭示的并不仅是人口政策的成败，而是一个制度如何看待人的根本问题。当生育被当作工具和指标，生命本身就失去了不可侵犯的价值。当政策可以随时反转，却无需承担责任，个体便只能在制度洪流中一再被牺牲。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停留在指责之中，是为了追问：一个始终回避责任的制度，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尊重人的尊严？

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

作者简介：彭小梅，中国出生，现居美国。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出生的亲历者，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与制度问题。

本文转自：TNT时报